治理官员腐败，与其用重典，就不如像朱列玉代表提出的那样，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承载宽容与人道精神的良善之法。

其实任何改革都必须从基础性制度入手。结合德国的刑诉法、法院组织法思考，德国式的合议庭在立法方面的文字表述与我国的差距不大，只是规定细化一些，然而有几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却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和不可回避的：第（1）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和法院组织法没有在合议庭之上设立审判委员会，因此在合议时，没有审判委员会武断裁决与决定，合议庭成员只能平等协商，并按多数意见形成合意。

正是美国人的这些独立而自由的个性精神，使美国人抛弃了合议庭，采用了独任制和陪审团，选择了司法职业个性化最级端的两极，即发挥民众参与司法最广泛的审判民主和彰显法官个性的审判极致。反之，我们的国民个性被长期压抑，在长期的低调行事与圆滑处世中，形成了阴沉多疑、反复无常、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甚至两面三刀的个性特质，一旦在合评时发生争执，不仅闹得不可开交，甚而在事后采取一切手段，必制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还有部分法院领导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目无下属，喜欢发号施令，苛责他人。首先，扼制法官个性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缺乏法律的保障。其次，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与过度控制也使法官职业个性难以形成。

由于我国法官的个性空间长期受到挤压，使我国的合议庭有名无实，不能合理地吸收、消化审判民主的精髓，这种审判组织在借鉴中有其形而无其神。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农耕社会里，皇帝的旨令通过上传下达的方式，在一层又一层的金字塔官僚管理体系内传递，逐浙形成了下级官员对上级的过度依赖。另外，德国有8800万人口（其中600万为常住外国人），却有公立大学300多所。

初三和高中阶段，学校、家长和学生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制定进一步的教育，这样，会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技工培训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如果这个国家，其大多数国民是反智、反理性和缺乏基本常识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国家的幸运，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点似乎更值得深思。于是，许多政府机构和军队班组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接到他们的罪恶的命令。提到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就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如此理性的民族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挑起了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产生了希特勒这样的大独裁者？是什么样的土壤和条件造就了他？当希特勒鼓噪德意志民族优越、将犹太人从地球上灭绝时，为什么那么缺乏理性和常识的理论却又有不少市场？1871年才从二千多个封建王国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得益于这个国家高度的理性和逻辑思维。

一方面是经济高度发展和军事实力不断加强。作为欧盟的倡导国之一的德国，实际国土面积只有35万平方公里（还不到两个广东省大），以其政治制度、科技和文化的影响力和第四大经济体的经济实力，成为欧盟的中心。

出处:《随笔》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德国 。结果就产生了这类不加鉴别地接受命令的人。在幼儿园期间孩子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参与手工制作，让他们从小就主动做具体的事情。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技校出来的毕业生的待遇不会比名校出来的待遇低，至少不会有歧视性的用工制度。

但是，能进去大学读书，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顺利地拿到大学文凭，在德国混文凭是绝对不可以的，你只有老老实实并且勤奋努力才能毕业。不过，还真是有俩位高官违规了，一个是前总理施罗德，另外一个是德国前经济部部长莫勒曼。就是说孩子们在上小学前，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儿童进行所谓的学前教育，比如跳舞、体操、读书、绘画、钢琴、外语、奥数之类等等都被禁止。如果有公民对此感兴趣的，也可以亲自去议会听辩论会，一切都是公开和透明的。

只不过，用了政府的公务信笺为其做建材生意的小舅子写了封推荐信，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媒体知道了，媒体纷纷以此作为他以权谋私的证明，甚至还说用了政府的信笺，就是贪公家的便宜，一定要他下台，结果他只好被迫辞职收场。施佩尔写到他在纽伦堡审判时的最后的发言：希特勒的独裁，是这个现代技术时代里一个工业国家的第一次独裁，是完全彻底地利用了技术工具去统治其本国人民的独裁。

三、培养孩子的情商，特别是领导力。他们以为听错了我的问话，很坚定地说，他们是不会干这种犯罪勾当的，因为贿赂政府官员也是一种罪，你真要送，人家也不敢收。

此时的德国就像一个头脑简单，体格健壮的野蛮巨人。因此，孩子们不需要上很好的大学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获得很好的收入，这正是德国有最好的职业教育的根源。另一部分学生则可能读名校进一步深造。技术工具使之有可能密切监视全体公民，并且使犯罪的行动计划得到高度的保密。我曾经问过一些不同职业身份的德国人，如何评价他们的政府高官，结果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领导人是Nothing，言外之意是不要太在意他们的职位，而是要看他们都为老百姓干了什么。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使之有可能把最高当局的命令直接传达到最低一级机构去，而由于这些命令高度的权威性，就在那里被不加鉴别地执行了。

它们似乎时刻在提醒世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如果当官、当公务员，比做学者、商人、教授、发明家要好得多的待遇、又有权力可寻租，政府里挤满了所谓的精英，都朝着升官发财的路走，其他的行业又如何能发展呢？社会又何来公平可言？在德国，你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人们不会对政府官员有过多的赞许，也不会对领导人膜拜，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德国，作为政府官员手中可寻租的权力资源实在是太少了。德意志民族向来以理性、务实和逻辑性强著称，我想，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培养出来的。

第四、德国的司法是独立的，不会受制于任何党派。第三、德国的官员没有超越国民的社会待遇，没有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权力。

希特勒当然明白要把他那些种族灭绝和独裁的理论灌输给国民，必须有一套愚民政策。这样，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社会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按理，德国人应该很有骄傲的本钱，因为它早已从二战战败国的废墟崛起了。德国中学（初中至高一）的劳动技术教育课要学这些课程：一般由劳动学课和操作课组成，前者讲授生产劳动和就业的理论和知识，内容包括：劳动的含义（其中要讲到马克思的思想）、就业问题、劳动的法律（如违法的黑工问题）、生产、工序、工人的基本素质、安全保护、环保等等。

一有至高无上的《基本法》管着，二有议会监督着，三有反对党看着，四有媒体盯着，五有无孔不入的审计官（审计官也是独立的，不受党派和政府官员控制）查着。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权，3月13日戈培尔由纳粹党宣传部负责人身份出任新设立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与全国作家协会主席。

他们的媒体人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工作的：记者的职业不是向权贵抛媚眼和对权力举手投降，媒体的报道是每一个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戈培尔1921年于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和写作，特别是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他靠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护第三帝国的体制

曾经有从事出版的人想引进德国的大学课本，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德国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的大学教材。早听德国的朋友说过，在德国，做公务员和从政的人，大都是这两种：一种是真的有政治抱负，希望通过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

德国的《基本法》，可不是用来看的，它有神圣和不可僭越的地位和作用。每天，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门都举行德国政府记者招待会，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发布新闻报道方针。因此，在这样刚从封建专制主义脱胎而来的新的德意志，在思想启蒙还未开始，而其它的领域却又发展迅速。所有的行为都得按《基本法》规定地去行事，很多政策都是通过议会审批，而这些政策出台之前会经过多次的辩论，并通过电视向国民播放全部过程。

但是，在德国，从民众到政府都没有宣扬德意志民族是最聪明、最优秀的民族，因为，这是不允许的，只有臭名昭著的纳粹才会有这样的宣传方式，而纳粹是被禁止宣传的。戈培尔有这样一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

在德国，老师和家长并不会紧紧盯着名牌大学。而技术时代的极权主义制度没有这类人也能行得通。

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使之有可能把最高当局的命令直接传达到最低一级机构去，而由于这些命令高度的权威性，就在那里被不加鉴别地执行了。不过，还真是有俩位高官违规了，一个是前总理施罗德，另外一个是德国前经济部部长莫勒曼。